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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郡内省堂名人涡阳县第一任县长李晨

作者:石芳霞

李晨原名李亚士,曾用名李雪林,涡阳县高炉镇李腰庄人。早期优秀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涡阳县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

1916年5月,李晨出生在涡阳县高炉镇李腰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李载华(又名李子仲)是旧社会知识分子,秉性刚直,县内出名的“讼师”。母亲李蒲氏,勤劳节俭,为家庭支柱,很受子女们的尊敬和爱戴。李晨兄妹四人。哥李亚洲,在冯玉祥军中供职,后死于该部。弟李亚海,现退休在南京军区干休所。妹妹李亚贞,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后改名项步成。

李晨的童年时代,因家贫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不得不帮助家里割草、拾柴,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劳动。艰辛贫苦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八岁时,李晨独自离家去蒙关店读小学。贫苦的家庭,艰难的生活,成了他努力学习的动力。由于成绩名列前茅,颇受师生喜爱与尊重。十三岁时,李晨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怀远县立初级中学”。在初中的第一学年时,他埋头学习,很少和同学们交往,被学校认为是个“思不出位”的好学生。初中的第二学年,他的英文成绩升到全班之冠。课余读书也由剑侠小说、《红楼梦》、《水浒传》、《镜花缘》等古代文学名著转到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的作品方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让李晨在政治上醒悟。这一年,他由一个“思不出位”的学生,毅然转到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的行列,很快成为全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为求得思想上的迅速进步,他用大量的时间读完了《社会思想史》、《社会科学大纲》等一些科学书籍和马列著作。这一年是他初中即将毕业的一年,也是他由民主主义思想转向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年。他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尽管这时我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还是很零碎、很肤浅的,但国民党腐败的罪恶统治,将我政治上的理想与希望转到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身上。”

1932年秋,从怀远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五州”中学就读高中。在家境困苦的条件下,李晨先后读完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并遍阅了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沈兹九主编的《妇女园地》、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丁玲主编的《北斗》、傅东华主编的《文学》、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只要是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作品,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凡为当政者辩护的文章他都嗤之以鼻。这时,李晨结识了本校三年级学生涡阳同乡刘慕琨。由于俩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爱好,很快成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谈论政治、时事、文艺等问题。他们思想上相互启发,有时写信中都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署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仰者。

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数十万大军,第五次围剿中央根据地,全国形势的变化,使李晨难以再学习下去。他决定停止高中学习,寻找党的关系,从事实际革命斗争。1934年秋,他毅然返回到涡阳县家乡。

当时,党在涡阳活动非常活跃,城中、西阳等地都建有党的交部和外围组织。李晨回到家乡后,通过远方亲友冯继文(生于清德宗光绪八年,清末河南归德府红笔师爷,民国时任安庆市烟酒专卖局长。与李晨父亲为远方表兄弟,抗战初期,送三子二侄一孙参加抗战。土改时差点错划地主,亏得县长李晨照顾。一九五八年辞世。)介绍进到县城小学任教。党员王变三(系李晨小学时代的同学)来做工作,李晨申述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志愿和决心,希望王变三介绍他入党。王只答应李晨,先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这样他同刘慕琨、陈席林(一个乡村小学的校长)、李荣春四人编为一组,组长李荣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油印秘密刊物。不久,国民党涡阳县当局开始肃反运动,介绍人王变三和组长李荣春被捕。大多数党员和“反帝大同盟”组织成员,不是被捕,便是自首,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一片白色恐怖下,李晨同刘慕琨、陈席林到乡间亲朋处躲避(后陈席林也自首),最后转蒙城县边境的一个小学以教书为名,暂时隐蔽下来。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开始,李晨才从乡村小学返回县城。他积极活动,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团结了百余名同学,组成抗日自卫宣传大队,利用合法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同年12月12日,抗日宣传大队隆重集会,纪念国共合作抗日一周年。在集会上,李晨发表演讲,提出国共两党为“两大兄弟”,赞扬张学良、杨虎城为促进国共合作所做的贡献。为此,受到国民党县党部指责,国民党县党部对宣传大队进行了改组,撤换了大队长王大衡,宣布李晨退出宣传大队。为抵制国民党县党部的粗暴干涉,李晨和其他队员研究后,决定解散抗日自卫宣传大队以示抗议。

虽然抗日自卫宣传队解散了,但是李晨和广大群众抗日热情和“抵制日货”的情绪不减。当时“抵制日货”的口号是:“不卖一粒粮食给敌人”、“买一块钱的日货等于送给敌人两粒子弹”。省政府在涡阳设立了“省第十四检查站”,类似税收机关,并查禁日货,查禁粮食输出。还成立了评议会,组织拍卖没收来的日货。李晨亲自参加了评议会,一些不法商人为谋取暴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仍然偷运日货,便时常受到检查处的查禁,人民拍手称快。这时,奸商代表、地方劣绅的商会会长王辑五却跳出来大叫,说什么:“这些东西是商人用血本换来的,做买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不应该没收拍卖。”此言立即遭到李晨的痛斥。他说:“商人的合法经营,谋取合法利润,是应该受到政府保护的,但贩卖日货却是危害民族利益的事,把金钱送入敌人之手,敌人用来制造枪炮,屠杀中国人民,这是不折不扣残害人民的汉奸行为,不但政府要管,每一个老百姓都要管。”李晨理正词严驳得王辑五张口结舌,理屈词穷。

1938年2月,李晨和刘慕琨、冯从益(冯继文之子,单集小学校长,参加革命后更名冯勉,解放后定居重庆。)带领涡阳、怀远三十多名青年同学西进,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到延安抗大学习。办事处同意先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同去的许多青年顾虑青训班没有生活出路,加上自费吃饭,转而报投了国民党的学校,李晨、刘慕琨、冯勉等六七人到了安吴青训班。不久,加入民先组织。经过两个多周的学习,他便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回乡发动群众,进行敌后游击斗争形式的抗日活动。1939年春,涡阳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建立,李晨任总干事,之后又担任了《涡阳日报》、《动员三日刊》的主编,由于抗日宣传搞得好,深得动委会负责人的重视。这年夏,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到涡北一带,稍后便派任泊生在城里建立联络站,这样,李晨联系到任泊生。同年八月一日,经任泊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期望入党的夙愿。在党的领导下,他以合法的身份,更加积极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李晨在动员任干事和担任《动员三日刊》主编期间,发奋图强,抗战御辱,同仇敌忾,使动员会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果。在他的影响下,涡城人民共赴国难的气氛,在涡阳空前高涨起来。1940年2月,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三对这种高涨的民族情绪,却极为害怕,竟然宣布解散动员会,并勒令动委会的人员到立煌受训。国民党安徽党部委员范春阳也信口雌黄,在《大别山日报》发表了“我所望于动委会者”一文,大肆污蔑八路军、新四军抗而不战、游而不击,煽动动委会人员不要受其蒙蔽,应悬崖勒马。迫于当时形势,动委会无法再开展工作,决定停顿。《动员三日刊》出版了“休刊号”。孙幼文同志写了“哭动员三日刊”的文章,阐述了动委会的功绩,指出了时代的逆流,并鼓舞大家今后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抗日救亡而努力奋斗。李晨针对范春阳的谬误发表文章,指出:“希望以制造摩擦为能事,以污蔑造谣为擅长的顽固先生们,你们的险恶嘴脸,欲盖弥彰,今天撕下你们的遮羞布,让事实大白于天下,你们将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动委会的步子不是走错了,而是走对了,请你们放心,今后还一定这样走下去!”印好后,我们严守秘密,先向外省、外县寄发,本城晚发一天,等国民党县长看到休刊号后,自然大发雷霆,命令代理指导员(伪县府秘书)查处时,动委会的同志却有计划、有步骤地撤离到涡北根据地去了。虽然国民党县长以后又下了通缉令,却也只是一纸空文,又其奈我何。

1940年3月,国民党挑起第二次反共摩擦,在地方当局的逼迫下,李晨使随同联络站的全体人员,奉命撤离县城,转移豫皖苏边区。开始,组织分配李晨到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游击支队)政治部主办的《拂晓报》当通讯记者。4月间,涡阳县委建立,为大力开展地方工作,边区党委调任他为县委委员兼统战部长,同时兼任抗联会主任,挑起了全县武装斗争的重担。1941年2月,日寇进攻涡阳县城,国民党县政府连同武装,一起逃往江集以南地带。涡阳县委随同新四军第四师(这时六支队改四师)主力一部收复县城。在庆祝胜利大会上,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宣布成立涡阳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李晨被正式任命为县长。

这时,国民党命令汤恩伯指挥三十万大军,配合日伪军围攻豫皖苏边区,边区党政军民进行了非常艰苦的三个多月反顽斗争。李晨带领部分地方武装同敌人周旋于龙山、高炉沿涡河北岸一带。由于日伪顽的夹击,加上春荒季节,斗争难以坚持下去,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都电令四师及边区党政武装退出豫皖苏根据地,李晨带领县党政干部及武装,随同边区机关撤往津浦路东地区。

进入路东地区后,党分配李晨到泗县工作。开始担任县委委员,兼任宣传部长,同年12月,淮北区党委高级研究班成立,组织上调他任支部书记兼队长。学习结束后,李晨回到泗县担任原职。 

1942年8月,党为加强运河特区委工作,任命李晨担任特区委敌工部长、宣传部长,并先后兼任特区的陈圩、大兴区委书记。1944年6月,李晨离开运河特区,来到宿迁县工作,被组织任命为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在路东的三年多当中,党指向那里,他就奔向那里,不管工作多么艰苦复杂,他毫无怨言,一心想着革命,时刻牢记党的指示,忘我地努力工作。1944年秋,新四军第四师奉命挥师西进,他被组织编入随军西进的干部大队进入路西,开始担任宿县县委组织部长,不久奉调开辟涡北永南地区,回到离别三年之久的家乡。十月间,涡永县委、县政府建立(后因彭师长牺牲命名为雪涡县),组织任命他为县长兼总队长(县武装叫总队)。在县委的领导下,他带党政干部一边坚持武装斗争,同时在全县迅速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由于群众发动的充分,不仅“双减”工作取得了胜利,使全县的征粮、建军(组成两个团输送主力部队)工作也走到全区的前头,受到上级党的表扬。

日寇宣布投降后,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事业取得了彻底胜利。为纪念牺牲在路西的抗战死难烈士,1945年7月,路西二地委和四师十一旅决定在涡阳的辉山修建烈士公墓。李晨受命任修建烈士公墓筹委会主任。在他的率领下,全县军民经过两个多月日日夜夜紧张施工,一座由纪念塔、护碑亭、牌坊、花墙组成的宏伟壮观公墓落成。李晨代表雪涡县全体军民为烈士墓碑题写了“功在人间”的碑文并代表雪涡县军民在落成大会上致了悼词。

1946年春,雪涡县队在龙山以南地带,活捉了国民党县中队长侯老四(土匪出身,罪大恶极),国民党涡阳县党部借此扣押了李晨的父亲,并以此为人质,派王大衡(李晨中学时期的朋友)到县委驻地龙山调判,要求释放被捕的侯老四,在父亲生死关头,在革命原则面前,他以人民利益为重,拒绝了敌人的要求。由此,他年迈而双目失明的父亲被敌人投进监狱。

同年秋,国民党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雪涡县是淮北解放区的南大门,首当其冲,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占领。在敌强我弱的艰难条件下,他不怕牺牲,率领部分武装坚持在涡北一带,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十月,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雪涡县武装斗争难以坚持下去,被迫退到宿县。不久便同宿县合并为雪涡宿中心县委,政权合并为雪涡宿办事处,李晨被任命为中心县委委员,办事处主任。十二月,张国华、吴芝圃奉命成立豫皖苏军区和区党委,将华中八分区党政武装进行整编,李晨被任命为雪涡县书记兼县长。

1947年1月,豫皖苏军区主力部队从睢杞太地区奔袭涡阳县城,李晨率领全县党政武装回到涡北地区。当时,驻守涡北地区国民党军队,依仗兵力上的优势,经常整团整营的出动,对我逐村清剿(又称清乡),妄图将我党基层政权全部消灭。在他的领导下,全县军民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同敌人展开了非常艰苦的反清乡斗争。经过半年多的残酷斗争,全县各级政权不仅没被敌人吃掉、反而有了较大的发展,区乡政权全部建立,武装发展一千多人;敌伪区乡政权全部消灭。雪涡县成为豫皖苏三分区比较稳定的县之一。同年秋,李晨奉命率领一个连队的武装与华东干部队进入涡河南开辟新区,担任涡、蒙、阜县办事处兼支队队长,十一月间,豫皖苏区党委决定建立六分区,调任他为六专署副专员兼涡阳县委书记。这时期,由于地、县都是刚组建,领导人员比较少,整个工作重担落在他肩上。

1948年2月,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变成解放区,随之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工作。由于区党委个别领导缺乏调查,他同当时的地委书记何启光同志,因未能以土改为中心,受到领导上当面劝告的处分,后已撤消。这年秋,淮海战役发起,为保障战役的胜利,李晨遵照组织的指示,到各县交通口岸组建兵站和检察战勤准备工作,随后便驻在怀远专做支前工作,直到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3月,豫皖苏四六分区合并阜阳地区,李晨回到阜阳担任一个多月的副专员,便随军南下,过江后,担任近四个月的南京市委秘书处长。八月下旬,根据组织上的派遣,随队向西南进军。从此,离开了多年战斗生活的淮北地区。

全国解放以后,李晨分配在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担任生产部长和工资部长。这期间,他主编了《西南工会》半月刊杂志。1954年11月,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成立,李晨担任了处长兼党组书记。随着我国对外工作的发展,1957年1月,李晨被调到北京,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在任外交部亚洲司长时,应越南政府邀请携夫人访问越南,但因夫人为旧时“小脚”,遭无稽之徒刁难,指责李晨必须解除婚约方可出访。李晨当即表示:宁愿不出访,也决不抛弃结发妻!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外交部的所谓“试验田”,将四十亩地粮食,移至一亩地上,由李晨陪同让外宾参观。外宾看后叹气,李晨也深觉这种虚假手段之卑劣。同年,八月中旬,组织上派李晨返家乡涡阳考察“大跃进”所谓的“成绩”。

抵涡后,李晨首先返回自己的家乡高炉镇李腰庄村了解情况,觉得办食堂问题严重。第二天,打算去县政府了解情况,路过蒙关村后田地见几位村民在搞深翻。李晨热情地走向村民,结果发现附近村民把土层翻出一丈多深,内填霉烂的粮食和粪池水。李晨忙阻止这“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愚蠢行为。还告诉他们把土地翻得很深,打乱了土层,内填粮食与粪池水,既浪费了粮食也浪费了基肥。当时正值深翻土地运动“浮夸风”蓬勃发展时期,吃着大锅饭懒散的村民也不管以后生活如何,就只知道响应所谓的“号召”便依照所谓的“深翻改土,促进粮食高产”, “地翻一丈深,亩产一万斤”、“粪大水足,地翻五尺,要不增产,太阳出西”等违背客观实际的错误言论,去执行所谓的任务。

这事触动秉性耿直的李晨,他没有去县政府,而是利用一周的时间进行考察周边各县各公社情况,发现各政府机关部门及各区公社食堂都存在“层层卡扣”的严重问题。一天中午,某公社盛宴招待李晨,席间,他问公社负责人说:群众生活经常都是这样吗?不料公社负责人当即回答:“是的,李司长,群众生活天天都如此!”李晨顿生疑心、趁解小手的机会,察看附近几家群众生活,并非如公社负责人所言。饭后,李晨掏钱放在桌子上说:“今天上午所有吃饭的钱,一律都由我付。”公社负责人羞愧之极,执意不肯,李晨便道:“人民的血汗我们当干部的,绝对不能侵占!”

返京后,李晨向家人讲述所见所闻,闷闷不乐地说:“我不是石头心,是人!是人就要遵照做人的良心,就要遵照客观实际反映家乡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此他没有向组织汇报“大跃进”所谓的“成绩”。而是坚持实事求是,把自己返乡考察的所见所闻,如实以书面形式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流露对党内极左路线强烈的不满,对当时“浮夸风”现象的深恶痛绝,遂被造反派们抓住把柄,打成“反党反革命”“思想右倾”分子,受到严重的错误处理,连续被批斗五十四场,降两级。

1959年6月,李晨第一次被降职使用,调吉林省通化地委任书记。到任后,李晨写信给当时吉林省书记吴德:“在我的思想没有转变过来以前,让我担任这个职务,可能还要犯错误。诚恳建议组织上撤销职务。”同年十二月,被再次降职降薪调离地委书记职务,到吉林电石厂车间主任办公处,接受劳动改造。在此期间,李晨多次被打成“走资派”“反党反革命分子”“造反派”等,多次被威逼揭发周恩来、陈毅等老同志的所谓“问题”。而李晨态度坚决,义正辞严,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顾全大局,忠心耿耿,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凛然正气。

1962年12月25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甄别结论,摘掉李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帽子,将原留党察看两年改为党内严重警告,但仍认定李晨犯有右倾错误。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任命李晨担任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同时,组织上还补发他七百元的工资,而他却如数捐赠上缴给国家。

1967年3月27日,安徽省一“造反”组织,派人向李晨同志调查省粮食厅某领导的所谓“问题”。要李晨按照外调人员的观点来写材料。李晨毫不留情,严肃地对外调人说:“谁做事谁负责!我说话要算数的。不能今天说了,明天就不算数。”就这样,李晨再次果断地拒绝这位外调人员的请求,让其面对事实无话可说,从而阻止安徽省这以“造反”组织的阴谋。

由于李晨长期被隔离在省政协院内,身心长期受到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于1971年8月,突发脑溢血而致长期养病休息。

1978年11月25日,中共吉林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作出为李晨彻底平反的决定。1979年,李晨退休,在妻子杨秀松陪同下,选择靠近家乡的蚌埠市定居。但仍念念不忘家乡父老,念念不忘涡阳建设情况,为感谢涡淮这片生养他,和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所以临死前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涡河和淮河两岸。

1982年5月29日,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日子。李晨因脑溢血后遗症治疗无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

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邓颖超等人,得知其逝世消息后,专程前来缅怀追念李晨同志。党组织按照其生前“丧事从简,撒在涡淮两岸”的遗愿,把其骨灰撒在他生长和战斗过的涡河岸上,淮水两旁。

李晨从青年时代,就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参加革命后,不管多么艰难险阻,他都英勇不屈,坚定不移,不论遭到任何挫折,他都顾全大局,对党忠心耿耿。正如在他安葬仪式上,悼词所言:“李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革命立下的功绩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他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革命品格,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将永远为人们所学习。”

另附:

李晨同志家庭成员:夫人杨秀松,贤惠毓敏,郭寨南杨楼村人。长子李超明,解放后在广州工作。次子李再明,曾任西南空军司令员。三子李钦明(小名小胖),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地质系,后定居美国。女儿杨柳,随母姓,长相酷似其父,豁达聪慧,北京大学水利专业研究员,现居北京。